战俘：一道被长久回避的伦理考题

防走失，电梯直达安全岛 文/刘亚东 导读 传统文化里有金子，也有垃圾。把金子捡起来，把垃圾扫出去，这才是对祖宗真正的尊重。 倘若一种文化只推崇殉身赴义的壮烈，却无法包容绝境求生的凡人，容不下战俘的尊严，纵使万般称颂博大精深，终究缺了最珍贵的人道底色与文明温度。 壹 战争开打，就一定会有战俘。 可奇怪的是，在我们的文化词典里，“战俘”这两个字带着一股洗不掉的晦气。它不像“伤员”那样令人同情，不像“烈士”那样受人敬仰，也不像“逃兵”那样有个明确的罪名可以审判。 战俘是一个暧昧的、让人浑身不舒服的存在。 你说他有罪吧，他可能只是弹尽粮绝、身负重伤，连自杀的力气都没有了；你说他没罪吧，可在很多人心里，“活着回来”本身就是一个污点。 同样是打到最后一刻，在不少西方文化里，士兵放下武器、保全性命，是可以被理解甚至被尊重的事。 而在我们这里，只要你成了俘虏，你就矮了一头，就得用后半生去证明自己的清白。 这公平吗？当然不公平。可这种不公平，已经在我们的文化血脉里流淌了几千年。 当然，为生存辩护，绝不是为叛变开脱。 主动放弃抵抗、出卖战友、投靠敌方，那是另一性质的罪责，不在本文讨论范围。我们这里说的是拼尽全力之后，因绝境而被俘的普通士兵。 贰 追根溯源，还得从儒家那套被封建统治者不断阉割、扭曲的 “ 气节伦理 ” 说起。 “杀身成仁，舍生取义”，这话本身没错。孔子、孟子说这些，是讲一个人在道义和生命发生冲突时，应当坚守底线。这是一种高尚的人格追求，是对士大夫阶层的道德期许。 可任何好东西，一旦被权力利用、被极端化，就会变成吃人的礼教。 封建统治者发现，“气节”这玩意儿太好用了。你跟老百姓讲国家利益，他们未必听得懂；可你跟他们讲“宁为玉碎，不为瓦全”，讲“饿死事小，失节事大”， 这套简单粗暴的道德口号，特别容易深入人心。 于是，原本针对士大夫的道德自律，变成了针对所有人的硬性要求；原本是 “ 可以选择 ” 的高尚追求，变成了 “ 必须做到 ” 的道德义务。 对女人来说，丈夫死了你不能改嫁，最好是守一辈子活寡或者干脆殉夫，朝廷给你立个贞节牌坊。对军人来说，打败仗了你不能投降，最好是战死沙场，朝廷给你追封个谥号。 图源：网络 逻辑一模一样： 用一个抽象的道德概念，去碾压具体的、活生生的人的生命价值。把 “ 死 ” 美化成高尚的选择，把 “ 活 ” 丑化成可耻的退路。 这不是什么优秀传统文化，这是彻头彻尾的封建糟粕。 叁 看看历史上那些真实的案例。 李陵，西汉名将，率五千步兵深入匈奴腹地，遭遇八万匈奴骑兵。血战八天八夜，斩杀匈奴一万多人，箭尽粮绝，后援不至，被迫投降。 他没有为匈奴带兵攻打汉朝，他只是活了下来。 结果呢？汉武帝勃然大怒，满朝文武落井下石。司马迁说了句公道话，被处以宫刑。后来 有谣言说李陵在帮匈奴训练军队，汉武帝信了，直接把他全家杀了。断了归路的李陵，最终终老匈奴。 两千多年过去了，李陵的悲剧还在被人讨论。可焦点永远是“李陵到底有没有变节”“李陵应不应该自杀”，很少有人问一个更根本的问题： 一个拼尽了全力的军人，有没有权利活着？ 李陵《答苏武书》（图源：网络） 再看于禁。三国时期曹魏五子良将之一，樊城之战中被关羽水淹七军，兵败被俘。后来辗转回到魏国。 曹丕表面上客客气气，封他为安远将军，暗地里派人往曹操的高陵里画了一幅壁画 —— 关羽水淹七军、庞德宁死不屈、于禁屈膝投降。然后让于禁去拜谒高陵。 于禁看到那幅壁画，什么都明白了。回去之后羞愧难当，一病不起，没多久就死了。 曹丕这一手阴不阴？太阴了。可为什么千百年来，很少有人指责曹丕刻薄寡恩，反而觉得于禁“晚节不保”、活该受辱？ 因为在我们的文化潜意识里，战俘就是低人一等。你没死，你就是错的。 肆 对比之下，西方文化在这个问题上的演进路径，确有值得我们参照之处。 西方文化并非从一开始就懂得善待战俘。 历史上，西方对待战俘同样残酷——古罗马把战俘当奴隶，中世纪的十字军照样屠城，二战中德军对待苏军战俘、日军对待盟军战俘，都是反人类罪行。 但关键在于， 西方社会在经历了无数战争的惨痛教训之后，逐步发展出一套相对成熟的战俘伦理。这套伦理的核心，是区分 “ 投降 ” 和 “ 叛国 ” ，区分 “ 军人的职责 ” 和 “ 个人的道德 ” 。 一个军人，在弹尽粮绝、突围无望、继续抵抗只会造成无谓牺牲的情况下，放下武器，保全自己和部下的生命，这不是背叛，是理性的选择。 他已经尽到了军人的职责，不应该因为 “ 没有死 ” 而受到惩罚。 这套理念， 最终沉淀为《日内瓦公约》。 公约明确规定： 战俘是战争的受害者，不是罪犯；他们享有基本的人格尊严和人身保障；战争结束后应当被遣返；任何国家不得因为本国公民曾被俘而对其进行惩罚或歧视。 《1949年8月12日日内瓦四公约》中第三公约即《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》（图源：